在怀集的那段时间，邓焕弟是我遇到的最开放的人之一。听完我的自我介绍，她在电话里说：「你是记者是吗？那你来我店里吧。」
她的故事曲折，浓度极高，或许是怀集女儿们人生命运的一个切片。
她今年34岁，在县城开了两间酒店式公寓，在公寓小小的前台，她笑，站起来招呼我。她头发染过，眉眼很好看，笑起来有酒窝，旁边还有两个女儿，大的读小学，小的刚满两岁——这天是周六，女儿们不上学，她只能带在身边，从路边的粉馆买一碗粉，喂给小女儿当午餐，开着抖音视频分散女儿的注意力，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，「没办法，我是单亲妈妈」。
焕弟同样出生在农村，父母生了5个女儿，第六个才是儿子。长姐叫前妹，她是老二，取名焕弟。小学三四年级，她就成了劳力，每天放学回家，种地、种菜、挑水、浇粪。她的大拇指没有指甲，整个是扁的，是小时候不小心伸进打稻谷的机器里，夹断了。父母没带她去医院，用烟丝裹住伤口止血，她哭了好几夜，挺过来，大拇指成了一团模糊不清的肉。
读书是很难坚持的事情，小学四年级，家里就开始欠学费，每周老师都叫她去办公室，每次她都说，晚点交。熬到初中，还是没钱，功课跟不上，回家是干不完的活，太苦了。她想过自杀，纠结到底是喝农药还是跳河，哪种死法没那么痛苦。初二，她决定辍学，或者说，现实让她只能辍学。
姐姐比她辍学还早，14岁就被叔伯带出门，在做纸钱的厂里糊胶水，每个月工资寄给父母。过年姐姐回家，她看到她的手，因为长期碰胶水，手是破的，一直在掉皮。
焕弟出门是16岁，去了顺德一家玩具厂，踩缝纫机，给娃娃缝珠片，干了一个月，她看到工友的手指被针车直接扎穿，心里害怕。一个时代背景是，当年一位深圳的手外科医生，在出席联合国劳工问题论坛时说过，他10年里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，相当于每天一例。她不愿意再进厂。
之后的六七年，她仿佛浮萍，在世上寻觅工作，也寻觅爱情。工厂出来，她在广州看档口、卖手袋，很快因为生意不好而关张，她又去了理发店打工，但几个月后手因为长期泡水而过敏，做过餐厅，又被人「洗脑」去做直销，卖保健品，天天听课、喊口号，台上老师讲，要有五大梦想：健康，财富，房子，票子，车子。
她也开始恋爱，初恋是隔壁村的男生，两人都腼腆单纯，只拉过手，妈妈不同意这段关系——算了风水，他们在一起，家里会有白事。她听话，分了手。后来又爱上一个男生，在一起两年，看了对方信息才发现，男生爱上了别人。她灰了心，身无分文，决定离开广州，坐了2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北京，漂了一年。在天坛的自助餐厅做过服务员，住在地下室，又在丽泽桥的网吧做收银，工资不多，周末一个人，她会出门逛北京的景点。
到了23岁，人还很年轻，但心已经疲惫了。她回到广东，开始在酒店做前台。
姐姐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，算是老乡，大学本科毕业，在工厂上班。这人有点木讷，但她觉得人不坏，学历又高，对下一代有好处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结了婚。婚后她很快怀孕，生产时痛了十七八个小时，想打无痛，要加1000块，丈夫纠结了半天。生了女儿，她就在家带孩子，丈夫一个月给八九百，手心向上的日子不好过。更大的分歧是，她想着如果第二胎还是女儿，也不准备再生了，婆婆不同意，一定要生男孩。她不想再待在老家，想出门挣钱，问丈夫的意见，丈夫不回消息，她还是出了门，到了广州。夫妻感情淡，从来都是她主动，有一天她想试一试，给丈夫一周时间，要是一周他都不联系自己就离婚。真的一周没联系，她也真的离了婚。
过了一年多，又遇到第二任丈夫。这个人她真心喜欢，看着人挺好啊，会疼人，下了班他做饭，会用毛巾仔仔细细地擦地。结了婚，情况变了，一次喝了酒，丈夫动了手，她没报警，接着她怀了孕，孕期丈夫再次动手，第三次是生完孩子，丈夫用脚踢了大女儿，打了她，又踢了小女儿，两人争执的时候，他拿出了一把刀。
情节太过离奇，但焕弟找出了一段视频给我看——当时因为小女儿出生，家里装了监控，刚巧拍到丈夫拿着刀把她逼进房间，她划伤了手，一身的血。因为这段视频，她当天报警，妇联介入，12天后就判了离婚。
她的命运里有非常「勇」的部分，她做了几年酒店前台，人热情又敬业，积累了经验。第一段婚姻结束后，她贷款几十万，刷了好几张信用卡，在怀集开起了酒店公寓。遇上风口，她赚了钱，一个月比以前打工一年挣得还多，买了两套房。婚姻再坎坷，她都爱笑，因为她相信，人要是愁眉苦脸，天上掉钱都接不住，「人要有笑容，钱才会给你」。
一路都是陷阱：如果接受第一段乏味的婚姻，如果不敢在被家暴时报警，如果不敢贷款创业，她都过不上今天的生活。
她也是一个温柔的妈妈，两岁的女儿吵闹，她会平静地商量，「妹妹，声音可以小点吗？」她挣了钱，通过起诉拿到了大女儿的抚养权，让她读了县城最贵的私立学校。她觉得女儿们可以不结婚，她的两套房子，可以为她们兜底。
但同时，她依然有嵌在这个文化系统里不可自拔的部分——她信命，总去算命，觉得世界上肯定有「命好的、幸福的女人」，只是她刚好不幸。这两年，想到自己遇到的这些事，她会「恨自己不是个男人」。
广东的秋天，我们还穿着短袖，在她家里喝酒。她流了泪，说还想要再生一个男孩——在她被家暴的时候，她叫父亲来帮忙，父亲来了，但却不敢说什么，她恨，她怨，觉得解决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生一个儿子，家里有个男人，才能保护家里的女孩。如果再生，她说，她会去检测胎儿的性别。
我们很难用一种精英化的视角去评判焕弟的选择，她的故事也很难全部展开，生活的褶皱实在是太多了。一个女性在底层丛林中，受过如此多的苦，她只是凭借本能地意识到了，换个性别，或许就能更轻易地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