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很强大，老百姓却很弱小；
国家崛起了，但是老百姓却跪下了。
这样的例子，我们中国古代就很典型。我们知道，中国古代有一个时期很厉害，秦始皇横扫六国，统一中国。而且人口和地方，在当时世界上也很厉害。那么秦国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呢？我们不说反对秦国的人，他们是怎么评价秦国的，就说秦朝统治者自己他们是怎么评价他们老百姓地位的呢？秦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法家，像商鞅，韩非，以他们为代表的法家是秦帝国的理论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。他们明确指出，国家的强大是以老百姓的弱小为代价的。
商鞅变法是秦国强大的一个关键点，大家可以读一下商鞅的 著作《商君书》，专门有一章，题目就叫做《弱民》。这一章它公然宣称“民弱则国强，民强则国弱”，有道之国，务在弱民。意思就是老百姓弱小了，国家才会强大，老百姓强大了国家就会衰弱。因此有本事的国王一定要削弱老百姓。为什么商鞅说要削弱老百姓呢？如果老百姓要是强大了，那国王指使老百姓就会很困难，那么国家就没法对外征服了。如果国家要对外征服，首先就要征服自己的人民。
《商君书》和《韩非子》，这两部著作都是奇书了。也就是说书中有些话有些道理讲的非常之直白，
一点掩饰都没有，都是大实话。比如有些话 “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，能胜强敌者，必先胜其民”。
他就把自己本国的老百姓当作敌人。你要打败敌人，先要打败你的人民。最近有一种言论说民主制度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民主制度早在古希腊罗马形成时，主要是希腊罗马人太好战。他们想对外扩张，想欺负别的民族。因此他们特别强调他们自己人要团结起来，因此他们自己搞了民主。搞民主就是为了对外征服。因此他们说我们中国人比他们要好，中国人比较爱好和平。不想统治别人，因此我们中国没有必要搞民主，我们中国就搞皇帝制度。这个说法我觉得最好的反驳，你看看《商君书》，它就明确说它就是要对外征服，而且就是因为要对外征服它才搞专制。因此我要说，有人说中国的传统就是不想征服别人，所以才要专制，这难道不是昏话吗？法家的极端专制难道不就是为了征服别人吗？
但是法家说的很明白，你要征服别人，你先要征服自己的老百姓。国家崛起，就是要把老百姓压在脚下。《商君书》明确的讲，“民胜其政，国弱；政胜其民，兵强”。老百姓如果胜过统治者，那国家就要衰弱，统治者如果胜过老百姓，那国家就会强大。法家统治者强调，治民，你是绝不能心慈手软的。商鞅说，“治主无忠臣，慈父无孝子”。这句话和儒家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儒家强调的是，父慈才能子孝，做父亲的你像个父亲，对子女很好，子女才能孝顺你。可商鞅说什么呢？做父亲的好，子女就会受到溺爱，他反而不尊敬你了。这个孝子怎么来的呢，孝子怎么来的呢，棍棒底下出来的。他的讲的很清楚，”慈父无孝子“ 什么父亲才有孝子呢？打孩子打的最厉害的爹，孩子最孝敬他。你要有孝子你就不能当慈父。”治主无忠臣“，关心老百姓的统治者你就没有忠臣。统治者对老百姓越狠，老百姓才越怕你。这就是他的逻辑。商鞅又说，为了弱民，不能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太富裕。”农有余食，则薄燕于岁“老百姓吃饱了肚子，就会游手好闲，一定要让老百姓肚皮饿着。饿得前心贴后背，他们才会拼命的干活，要把他们搜刮的一贫如洗。
《韩非子》有一句话 ”足民何可以为治“，老百姓如果都富了，这国家才难治理了。这些人如果都富起来了 ，他们就不把我们当官的放在眼里了。平时我们很神气，他们穷的叮当响，看见我们就下跪，结果他们现在一个个都当个体户了，就不把我们当回事了。善治国者就是要使老百姓”户不积粟，上藏也“所有东西都不能让老百姓藏在家里。最好是让老百姓家里没有余粮，都藏在国家的仓库里。而且要用严格的保甲制度来束缚他们，而且要使那些想摆脱桎梏的人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按照商鞅的做法，”行间无所逃，迁徙无所入“ “行间之治，连以五，辨之以章，束之以令”“拙无所处，罢无所生”，你没有政府的证明，根本走不出去。商鞅自己后来就被这个制度给弄死了，我们知道商鞅在内部斗争中失势了，他就想出逃。在出逃的过程中他想住旅馆，开旅馆的人说你要拿出省一级的证明来，才能允许你住旅馆，否则我们不接待。商鞅说，我要住旅馆你怎么不接待呢，他说，这是商君有令。就是商鞅自己的规定。就是说老百姓没有官府的批准，是不能到处走的。商鞅感叹到，我作的法，把我自己给装进去了。于是就有了中国的一句成语，作法自毙。
我这么讲商鞅，可能大家觉得有一点意外，商鞅在我们的史书上都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。可是我讲的这些话，商鞅的书的确是这么写的，他认为，老百姓都是些贱骨头，你千万不能让他们遂愿，你遂了他们的愿，他们就会弄奸耍滑， 你让他们富起来，他们就会不知天高地厚，只有让他们穷困潦倒，他们才会卖命，用文言文的原话 “任民之所善，固奸多，民贫则力，民富则淫” 老百姓穷愁潦倒他们就会卖力，老百姓富起来了就会不知天高地厚了。人民必须屈辱，这样他们才知道大人的尊贵，必须卑贱，这样他们才懂得当官的厉害，必须贫困，这样他们才会为你的赏赐卖命。“民辱则贵爵，民弱则尊官，民贫则重赏”，那么因此商鞅讲的富国强兵意味着什么呢，他讲的富国强兵意味着让老百姓沉沦在“辱、弱、贫，愚”之中。这样的强国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吗？
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所谓暴秦还能成就大业呢，这里头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以前我们有一种说法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这个说法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在民主政治下，因为民主政治它本身就是要靠老百姓投票来决定你能不能的天下的。如果你不得人心，没有多数票你怎么可能得天下呢。那么我们把这个逻辑泛化到古代，像秦始皇那个时代，他那个状态下，那就麻烦了。如果我们说，不管你民主不民主，只要你得了天下，那就应了我们经常挖苦得一句谬论，“成者王侯败者贼”，我们古代的儒家都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得。我们做判断要有一些道德标准，不能太过功利主义。其实我要说，在传统时代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是一种非常善良的理想。但它并不是事实，在古代历史上，经常有一种规律，就是蛮族征服，野蛮的人比较厉害，我们中原王朝经常被游牧民族打败，这些蛮族他们比我们先进吗，他们比我们生活的好吗，不见得。而从商鞅到韩非，你看看那些强秦理论家，就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，他们从来不论证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人民拥护我。他们认为那是非常浅薄的，非常可笑的。我就是要让人民害怕还不能不服从我，还不能反抗我，他们就是这种逻辑。他们从来不指望人民会拥护统治者，更不会讲如何去获取人民的拥护。他们讲的是 “以法赏罚之，以术操控之，以势威吓之” 在他们看来，国家要治理的很好，不在于让老百姓爱戴，而是使老百姓害怕，不敢反对，或者你想反对也无法反对。
他们能够垄断社会资源，能够摧毁民间认同，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，玩弄厚黑权术，能够搞一些威胁利诱，借力打力，挑逗互动，分化瓦解潜在的反对者。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连老婆孩子都不可信的情况下维持统治，这才叫高明，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。 韩非子就讲到，你不要相信谁会忠于你，连你的老婆孩子都不见得会忠于你的。韩非有一句名言，“夫以妻之敬，及子之亲乃不可信，则其余无可信者矣“，你不要看这些人都三呼万岁，说我永远终于你，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，他们讲忠于你都是假的，连老婆孩子都不见得忠于你，但是他说，如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可以设计一种制度，虽然并不忠于你，也不爱你，但是他们怕你，服你，这句话就是后来马基雅维利的一句名言 “让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”，受人爱戴不一定能成气候，令人畏惧他是可以成气候的。但是这样的成气候，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吗，当然不是，应该说，这样的强秦是很可怕的，也是我们现在应该坚决反对的。
现在我们提倡的，我们知道，就是执政为民，以人为本，和谐社会，当然我们就必须排除这种做法。在我们的现代化过程中，应该追求的是，国家真正强大，老百姓也有尊严的活着，而且即使国家没有霸权，老百姓的人格和尊严，人民的生活也能够过得好一些。比如说像瑞典和荷兰，它们并不是强国，但是他们的老百姓非常自豪，而像英国、美国这些国家它们很强大，而他们的人民也不弱。而如果反过来，我们的国家弱了，就像赵那样被别人屠杀，强了就像秦那样被国强民弱，这恐怕都不是好现象，也不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追求的理想。因此所谓的现代化我们应该追求的是，强国当然是我们应该追求的，因为任何人都应该有民族自尊心，但是现代化进程中，我们现在经常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我觉得既不是大国也不是强国，用一句大白话讲是 人民是主人的国家。我们知道传统时代，我们有一句话叫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这句话我觉得没有讲错，但是在一个现代国家，首先是 国家兴亡，匹夫有权，有权才能有责，权责需要对应。这里的权对应着英文里的right，权利，不是power，权力，每个公民他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维护。匹夫无权，那么兴如秦，亡如赵，兴亡皆百姓苦。匹夫有权，则兴如英美，衰如荷瑞（荷兰、瑞典，即使他们国家后来衰落了，人民的日子并没有难过）他们的老百姓无论是在大国状态下，还是在小国状态下，都是傲然挺立的。这些是我们在谈大国，谈中国崛起时应该了解的一些真谛。